黄帝陵

　　一
　　2000年10月初，忽奉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政府大札，邀我参加“中国首届黄帝文化学术研讨会”[1]。多年参与行政管理，已很少读书，一时竟忆不起黄帝与远在南方的缙云县有什么关系。急忙翻检旧籍，方知县名与氏名有关，而对缙云氏，历来却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意见认为缙云氏是黄帝属下的官职。源出《左传》昭公十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等语，到《史记·五帝本纪》，已改写为黄帝“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汉儒服虔、应劭，晋人杜预及唐人陆德明等，一脉相承，都说因黄帝受命时有“云瑞”，故百官师长皆以云为名号，“缙云氏盖其一官也”。应劭进一步指出：“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因缙云主夏，居火德，炎帝又为夏天之帝，故贾逵便附会说：“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当黄帝时任缙云之官。”[2]许慎《说文解字·叙》也曰：“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缙云相黄，共承高辛”，把许姓的家世同缙云氏联系在一起。贾、许两人的看法显然受到阴阳五行说的强烈影响，是对第一种意见的引申和扩展。
　　第二种意见认为缙云氏就是黄帝本人。出自唐代张守节所著《史记正义》。其文曰：“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因被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采用而影响巨大。不过直到《史记·五帝本纪》记述“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时，张氏的《正义》才说：“今括州缙云县，盖其所封也。”似又暗示被封到缙云县的仅是黄帝后裔中的一支。因文字简略，尚不能完全明了，但黄帝与缙云县的密切关系，到张守节时，似乎已被正式确定下来。
　　黄帝为传说中的英雄，被奉为人文初祖，历史上如果实有其人的话，他只不过是原始社会后期一位杰出的部落首领罢了。同时，也很可能仅代表一个时代，或由某部族的名号渐渐转化为帝号。记录他事迹的材料，都出现在春秋战国以后的典籍中，但“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若“择其尤雅者”，或有两点可信度较大。其一是《国语·晋语》曾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由此可知，黄帝族源于少典及有蟜氏，其发祥地在姬水之旁，黄、炎两族从很早的时候起便关系较多。姬水、姜水究竟是哪条水虽不能确指，但大致总不离今陕、甘两省，所以，我们便可进一步指出，黄帝族最初形成于我国西北。其二是黄帝曾与炎帝大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都取得了胜利，并擒杀了蚩尤。两大战事不仅见之于《左传》、《逸周书》、《管子》、《山海经》、《史记》、《大戴礼记》、《淮南子》等书，而且也见之于出土文献长沙马王堆帛书《十六经》，临沂银雀山竹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参互印证，会有较大的真实性，又很符合氏族社会后期人们以战争为“经常性职业”的时代特征。至于阪泉、涿鹿的遗址，各家的说法当然还相去较远，但都承认应是在古代黄河漫流的华北大平原上。从西北到华北，已不止千里之遥，说明在战争或其他因素的驱动下，古代部族迁徙流动的幅度相当大。关于黄帝族东迁的路线，徐旭生先生认为可能是从今陕西北部，顺北洛水南下，到今大荔、朝邑一带渡河，沿着中条山及太行山边逐渐向东北走。并怀疑今山西南部沿黄河的姬姓建国里，有一部分就是黄帝族东迁时留下的分族，而非西周的封国[3]。对于徐先生的说法，至今还找不到强有力的证据将其推翻。黄帝死后，葬于桥山，近代的书全说是在旧中部县，即今黄陵县，实则北宋以前的书却说是在汉阳周县，约在今子长县境内。总之，应该肯定的是，黄帝的传说产生于北方，黄帝族的活动范围没有超出黄河流域。
　　然而，到了张守节生活的唐代，黄帝或黄帝之后的封地却被认为是远在江南浙东的缙云县，岂非咄咄怪事?百思不得其解，带着疑问上路了。
　　二
　　赶到温州时，已是下午。承蒙温州师范学院盛情接待，派车送我们去缙云。车子一出市区，便沿着瓯江跑，抬眼望去，天却飘起细细的雨丝来，江面被灰白色的水汽罩着，偶尔看到一两只采砂船，也都变得模糊不清，倒更增加了几分神秘。不久，雨下得大了，如黛的远山纷纷用轻纱遮起了娇好的面容。夜宿缙云宾馆，窗子隔不断水的轰鸣，问过好客的主人，方知是穿城而过的好溪江迎来了它的第一次秋汛。
　　次日一大早，雨过天晴，晨光微曦中，我们先乘大巴到缙云的仙都参加公祭黄帝大典。一下汽车，我就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好溪流经此处，突然变宽，蜿蜒曲折之间，汇成几泓深潭，水波不惊，其平如镜，朝阳洒下的道道金光正撩拨着乳白色的雾霭，在镜子上轻歌曼舞。此岸是丰树茂竹，青翠欲滴，对岸是长松秀岭，云雾缭绕，坐落在苍龙峡口的黄帝祠宇，红砖黄瓦，若隐若现。江面不时漂过几片竹筏，赶起几只鱼鹰，传来一串渔歌。身临其境，无论是谁都会承认，把这样的地方叫做仙都，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更奇特的是，江边有一孤峰，状如春笋，一柱擎天，直把它无比修长的倒影横入水中。当地学者介绍说：“此峰高170.8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石笋，素有天下第一峰之称。顶端在群树环抱中有一天然小湖，虽大旱而不竭。所以人们称此峰为鼎湖峰。”听到这里，脑子里一闪，我似乎有点明白了。明明是顶湖，却偏要叫鼎湖，莫非就是因为这峰、这湖，才把黄帝的传说搬到南方来了?
　　三
　　如前所言，历史上的黄帝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强大部落的杰出首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被幻化为无所不能的神话人物。因为黄帝族影响久远，黄帝便成了古代长寿的典型，有的书说他活了三百岁，有的书竟说活了八百岁；因为古代部族“以师兵为营卫”，“迁徙往来无常处”，便认为黄帝曾“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崆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其足迹几乎遍及华夏大地；因为在军事科技十分原始落后的情况下，战争的胜负确实与天气的变化关系极大，黄帝对蚩尤的战争便有了应龙、女魃同风伯、雨师斗法的内容；因为黄帝族的图腾与龙有关，也或许是受了南方苗蛮集团伏羲、女娲故事的影响，黄帝的形貌便成了“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因为四方四时观念日渐发展，或是因为黄帝确曾受到各方面的拥戴，又有了比较令人费解的“黄帝四面”的说法，不一而足。而古代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宫室、舟车、服冕、书契、历法、音乐等等，也都记到了黄帝身上。《大戴礼记·五帝德》记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解释说：“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如此强为解人，自然未必能使疑问冰释，却反映以实用理性为特征的原始儒家对上边这套近乎“怪力乱神”的东西是不相信的。但谬误一旦成为风气，便会推着人往前走。“言奇者见疑”，可贵的求真精神反而不会被看得多么重要，关于黄帝的新话题并未因孔子不信而停止造作。《淮南子·修务训》日：“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这是大气候。《庄子·盗跖》篇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他既是传说中公认的最了不起的英雄，又在势头甚猛的阴阳五行说中被列为五帝之首，为土德，居中。这是小气候。大小气候都万般适宜，黄帝怎能不成为箭垛式的人物?怎能不越来越显赫?怎么不由人而成为半神半人?真是挡都挡不住。
　　战国秦汉间，在神话、道家出世思想及巫术的基础上，以追求长生不死，飞升成仙为主题的仙话开始流行起来，黄帝又由半神半人变成了仙人。
　　《庄子·大宗师》已有“黄帝得之，以登云天”之语。而《韩非子·十过》篇则说：“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腾蛇伏地，凤凰覆上”，虽然讲的是登山，却也很有些升天的模样。《楚辞·远游》：“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轩辕就是黄帝，作者将他与王乔、赤松子一类的仙家并列，似乎又认为他飞得更高，故不得已而求其次，表示只要能与王乔同游就很满足了。而对黄帝飞升描绘得最具体的是汉武帝时的方士公孙卿。据《史记·封禅书》，汉武帝是继秦始皇之后出现的又一个笃信祠灶、辟谷、却老、能仙登天等方术的皇帝，曾上过李少君、齐人少翁、上郡巫、栾大等人的当，始终不肯醒悟。凑巧汾阳地方名字叫做锦的巫师在脽上后土祠旁的地下，发现了“异于众鼎”的特号大鼎，公孙卿便趁机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坠，坠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意思是说过去黄帝曾经铸鼎升天，现在您的运气好，黄帝之鼎竟自动出土了，不用再铸，只要用此鼎行封禅礼，也可升天。本为一派缺乏逻辑的胡言，武帝听了却十分兴奋，叹道：“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于是，拜公孙卿为郎，“使候神于太室”[4]。从此，鼎湖也成了一个特殊的符号，像标签一样紧紧地贴在黄帝身上。
　　四
　　东汉末年，道教基本形成。道教徒以“黄帝为宗，老子为教”，这固然和“五斗米道”的创始者张道陵称自己是黄帝之后有关，但更可能是因为他们在理论上要依托黄老之学。据《后汉书》记载，汉桓帝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楚王刘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诵黄老之微言”，张角“自称大圣贤师，奉事黄老道”[5]，都表明黄帝和老子已连在一起，被当做神灵加以膜拜，而早期的太平道则正是从黄老崇拜中孕育出来的。到梁朝，陶弘景写《真灵位业图》，构建道教统一的神仙谱系，黄帝便正式进入了主仙的行列。由此可见，随着宗教的发展，原来已经严重神话化、仙话化的黄帝，摇身一变，又成了地位很高的道教神。
　　道教分符箓派和炼丹派。符箓派重符咒、祈禳，为人解除痛苦，求得福泰。炼丹派则重修炼，其间又有内丹和外丹之分。内丹提倡通过静功和气功养护精、气、神，以达到长生的目的，外丹却相信用炉火烧炼药石，制成金丹，服用后才可延年益寿，羽化成仙。完成于东汉顺、桓之际，由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是最早的一部外丹经。参者，三也。该书的中心思想就是运用《周易》揭示的阴阳之道，参合黄老的自然之理，讲述炉火炼丹之事[6]。这样，黄帝和炼丹也发生了联系。
　　非但如此，东晋炼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葛洪，在《神仙传》一书中，居然活灵活现地记录了张道陵曾于嵩山石室中得到过《黄帝九鼎丹经》一事，又在《抱朴子·金丹》篇里续记道：会汉末大乱，左慈将此书与《太清丹经》、《金液丹经》一起带到了江东，洪之从祖葛玄受之于左慈，洪之师郑隐又受之于葛玄，最后都落在了他自己的手上，别的道士“了无知者”。于是，葛洪就以唯一握有宝典的理论权威的身份宣称：“按《黄帝九鼎丹经》曰：黄帝服之，遂以升仙”，可见“虽呼吸道引”，“服草木之药”，只“可得延年，不免于死也”，必须“服神丹”，才能“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7]。他还批驳宣扬采阴补阳御女术的邪道之徒说：“俗人闻黄帝以千二百女升天，便谓黄帝单以此事致长生，而不知黄帝于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飞九丹成，乃乘龙升天也”[8]。因炼丹的主要工具是鼎炉，故炼丹派又称丹鼎派。丹、鼎二字乃其常用语。道教理论家通过对已有仙话的剪裁，把黄帝捧为炼丹术的发明者，把黄帝铸鼎升天的故事改造为服用金丹后才乘龙升天，显然是为了抬高本派的地位，但从此以后，道藏中的鼎湖一词却有了新的含义，它不再仅仅是铸鼎之处，而变成黄帝炼丹的场所了。
　　五
　　不过，一般都认为黄帝铸鼎的荆山是在河南阌乡，今属灵宝县。那么，荆山下的鼎湖如何又搬到浙江了呢?与会学者经过热烈的讨论，意见仍不能完全统一，问题却越辩越明，正如黄文等先生所说，这大约应与道教徒和笃信道教的士大夫大量南迁密切相关[9]。
　　道教最初是以民间形式进行传播的。但是，太平道发动了黄巾起义，五斗米道以汉中为中心，建立了政、教、军合一的割据政权，由此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警觉。在黄巾起义被镇压和张鲁降曹以后，魏、蜀、吴三国及西晋朝廷都加强了对道教活动的控制。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沦为各族冲突的战场，少数民族的首领因为相信“佛是戎神”而多有重佛轻道的倾向，这便迫使大量道士陆续到江南传教，另行寻找发展机遇。来自北方的于吉，来自蜀中的李宽，应属其中最主要的先行者，而张道陵的四世孙张盛，可能也是在这一潮流的推动下，迁居江西龙虎山，开辟了新的道场。
　　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正在日益走向腐朽。他们既感叹于世事无常，人命不永，又极其留恋恣情纵欲，富贵荣华的生活，在纷纷避地江东的同时，也普遍地由贪生畏死转而信奉道教的长生成仙之术。侨姓大族中的王氏、谢氏、郗氏、桓氏、殷氏，土著大族中的葛氏、孙氏、许氏、陶氏、沈氏、华氏、孔氏、陆氏等，都出过著名的道教信徒，或与道士关系密切。如《晋书·王羲之传》曰：“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羲之“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而其次子凝之信教“弥笃”，以至于孙恩的军队攻到了会稽城下，时任会稽内史的他还在净室中“请祷”，欲邀“鬼兵”相助，竟至被杀。由这一典型事例即可说明，东晋南朝的崇道之风远较北方为盛。
　　“仙，迁也，迁入山也”[10]。道教徒认为“合丹当于名山之中，无人之地”，不与俗人往来，“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以免“谤毁神药”，药才可成，成则“举家皆仙”，“不单一身耳”，故而，著名的道士多选择名山大川，风景秀美，而又避远精洁之处居之。据葛洪《抱朴子》所列，有“正神”在其中，适于“精思合作仙药者”，有华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长山、太白山、终南山、女几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犊山、安丘山、潜山、青城山、峨眉山、绥山、云台山、罗浮山、阳驾山、黄金山、鳖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盖竹山和括苍山，这应该是当时道教的共识。可惜中原的名山因为战乱已经“不可得至”，“江东名山之可得往者”，只剩下“霍山，在晋安；长山、太白，在东阳；四望山、大小天台山、盖竹山、括苍山，并在会稽”[11]。选择的范围既然有限，处于括苍山与仙霞岭的过渡地带，而又峰岩奇绝、云水飘逸的缙云山被道士所爱，并誉为仙都，便一点也不奇怪了。
　　崇奉道教的王羲之“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是否到过缙云，尚乏确证；从小在道教教主杜家寄养达十五年之久的谢灵运曾经亲临缙云，则已可通过他的《游名山志》和《归途赋》加以坐实。《志》曰：“永嘉有缙云堂”，“又有孤石从地特起，高三百丈而临水”[12]，《赋》云：“停余舟而淹留，搜缙云之遗迹，漾百里之清潭，见千仞之孤石。”所谓孤石指的就是鼎湖峰。葛洪的修炼之所虽在丽水南明山，但当地学者指出，缙云县有葛竹、丹址等地名，应与他曾经在此炼过丹关系密切[13]。显名于晋末及宋、齐两朝的道士孙游岳隐居仙都四十余年，他的师傅陆修静“好方外游”，到过仙都料无问题。梁朝时有“山中宰相”之称的陶弘景早年曾从孙游岳学习符图经法，并“东游浙越”，以后才“退隐茅山”[14]，他拜会孙游岳的地点很可能也在缙云。恐怕正是凭借此类人物的搬运之功和宗教的影响力，黄帝传说的发生地才由北而南，落户江左，而在中国方术文化中原本就被视为天梯的柱状石峰，也因顶上有湖，而被名之为鼎湖峰，并与黄帝铸鼎、炼丹、飞升挂了钩。中原既无法去，就近另造一套物化的崇拜对象，以资寄托和鼓吹，也不失为一种合乎情理的现实选择。
　　六
　　还值得一提的是，缙云黄帝文化的定型和固化，很可能并不很早。因为生活于东晋末刘宋初的谢灵运在诗文中只把这突起潭畔的石笋叫孤石，可见当时尚无鼎湖峰的名称。谈到东阳、永嘉一带的龙须草时，他说：“意者谓鼎湖攀龙须有坠落，化而为草。”虽已言及黄帝鼎湖飞升一事，但语气并不肯定。谈到孤石顶间的小湖时，他又说：“顶有湖生莲花……古老云：黄帝炼丹于此”，似也仅限于客观记录民间异闻，自己未加任何评论。而于西晋惠帝朝做过太傅的崔豹，则根本不相信龙须化草之类的奇谈。据崔氏所著的《古今注》，孙兴公曾问：“世称黄帝炼丹于凿砚山，乃得仙，乘龙上天，群臣援龙须，须坠而生草，曰龙须，有之乎?”答者直截了当地表示：“无也。”并解释说，确有一种草叫做龙须草，“一名缙云草，故世人为之妄传。”这就证明，缙云黄帝文化的上限顶多可以追溯到东晋。
　　但只要有宗教力量的推动，无论起步多晚，也会很快成龙配套起来的。刘宋郑缉之《东阳记》曰：“独峰山，一名丹峰山，昔黄帝尝乘龙车登此山，辙迹尚存。”梁朝刘峻《东阳金华山栖志》曰：黄帝“游斯铸鼎，雨师寄此乘烟，故涧勒赤松之名，山贻缙云之号。”唐代王瓘《广轩辕本纪》曰：“黄帝往，炼石于缙云堂，于地炼丹，时有非红非紫之云见，是曰缙云，因名缙云山。”《太平御览》卷四十七引《郡国志》曰：“括州括苍县缙云山，黄帝游仙之处……有龙须草，云群臣攀龙须所坠者。”[15]武则天圣历元年，干脆析括苍及婺州永康置缙云县[16]。至此，缙云黄帝文化的要件已基本具备，只剩下一道正式审批手续了。凑巧，在唐天宝七年六月八日，“有彩云起于李溪源，复绕缙云山独峰之顶，云中仙乐响亮。鸾鹤飞舞，俄闻山呼万岁者九，诸山皆应，自申至亥乃息。”于是，刺史苗奉倩“上其事于朝，敕改今名”[17]。敕改今名即改缙云山为仙都山，原来，仙都一名是唐玄宗听了地方官员的报告后钦赐下来的。
　　苗奉倩的做法当然是故意讨皇帝老子欢心。因为李隆基不仅最崇道教，在全国遍立庙观，使道观总数增至一千六百八十七所[18]；而且，自开元之末起，即“殆于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自是以后，很快形成了“言祥瑞者众，而迂怪之语日闻，谄谀成风”的局面[19]。“彩云仙乐”之瑞虽然根本靠不住，却合乎时代潮流，故玄宗闻奏，丝毫没有怀疑，在“敕封缙云山为仙都山”的同时，又令“周回三百里禁樵采捕猎，建黄帝祠宇，岁度道士七人，以奉香火”。有了朝廷的护符，缙云黄帝文化便取得了官方文化的合法身份。
　　接下来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了。道教将缙云山定为三十六小洞天中的第二十九洞天，名曰仙都祈仙天；著名的小篆书法家李阳冰写了“黄帝祠字”碑额；诗人白居易留下了“黄帝旌旗去不回，片云孤石独崔嵬，有时风激鼎湖浪，散作晴天雨点来”的著名诗篇；迄于两宋元明，不断有专使奉诏祈雨，投金龙玉简致祭；宫观时而称黄帝祠宇，时而称玉虚宫，时而称仙都宫，毁而复建，不断修缮，愈翻愈新；皇帝常钦命道长主领宫事，一度还兼领本路诸道场，俨然成为东南最具影响力的道教中心；于是，文人、墨客纷至沓来，碑刻题记遍列山间。宋王十朋在诗中说：“皇都归客入仙都，厌看西湖看鼎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所赞美的缙云胜景已经不单指环境的幽清静雅，更多的是欣赏这里丰富的文化内涵。
　　总括上述，不妨归纳出一种假说以求教于同好。那就是：黄帝或黄帝后代的封地根本不在浙江，黄帝族的活动区域也不可能远达东南，只是因为仙都一带风景绝佳，又有顶端成湖的石笋屹立干云，世所罕见，于是，道士们便利用当地的某些传说，将音同义异的顶湖附会为黄帝铸鼎、炼丹的鼎湖，又因黄帝与缙云氏有关，故而便以缙云名山置县，并在宗教和政治力量的推动下，形成了以道教文化为核心的缙云黄帝文化。张守节《史记正义》于开元二十四年“杀青斯竟”[20]，显然是受到当时强势文化的影响，才把黄帝说成缙云氏，并谓“括州缙云县，盖其所封也”。至于《民国浙江通志稿》说：“古代所传，夏禹以前，浙江盖有二国，一为缙云氏，在缙云县”，“一为防风氏，在今武康县”，则是依据张氏成说，结合《左传》和《国语》等书倒推出来的。
　　七
　　到处祭黄帝。主要的已有陕西、河南、河北、浙江数省。以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通过一定形式抒发崇敬之情，进而增强全世界华人的团聚力和认同感，或许是有意义的好事。但倘若背离科学，做得过了头，弄到“百家祭黄帝，其仪不雅训”的地步，也会适得其反，产生不应有的负面效应。仅就认同与排他、科学与迷信、历史与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略陈管见。
　　《老子》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声音相和，前后相随。”[21]意谓任何事物都因有了与之相对立的一面才得以存在，它们在相反的关系中，显现相成的作用。认同也有对立面，那就是排他，不排他哪来认同?在华人以黄帝为人文初祖，积极寻求认同的时候，不仅排除了金发碧眼的西洋人和其他外国人，也很容易使境内少数民族产生误解。尽管可以强调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但牵强不通之处在所难免，与民族融合的历史和中国是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家庭这一基本看法也不无扞格。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和独立各省一度使用黄帝纪年，就是为了排满。我曾亲见一位维族干部指着自己的鼻子说：“炎黄子孙?你看我像吗?”而他根本不是“民族分裂主义者”。可见，过于强调认同，就会损及开放和包容，甚至使同胞在心理上受伤害，因此，认同说需要通过科学阐释进一步完善，每个眼界开阔、健康向上的华人应该以追求世界大同为目标。
　　既是祭祖，首先必须弄清所祭的对象是人还是神，是仙家还是道家?如果承认黄帝是一位实实在在的远古英雄，那么各地的某些做法就很值得商榷。2006年3月31日上午，河南省新郑市举行拜祭黄帝活动，据新华社所发的通讯稿说：当大典进行到乐舞敬拜时，天空围绕太阳突然出现了彩虹奇观，绚烂夺目，直到10时30分大典告成，这道彩虹依然高挂在黄帝故里的天空。而陕西在4月5日公祭黄帝陵时，则有“一条象征黄帝精神的60米的巨龙从殿内飘逸而出，盘旋飞舞，随后，黄帝驭龙飞天而去”[22]。是记者甘心把自己降低到公孙卿、苗奉倩的水平，还是媒体、专家、政府的互动，共同营造了此类荒诞不经?始终疑不能明。而拜祭人文初祖的活动会不会走上背离人文主义精神的道路，着实令人担忧。社会千变万化，科学和迷信的区别与对立没有变。我们赞成宗教自由，也不反对别人信神，同时又认为任何神话均与科学无缘。一切仍遵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应该旗帜鲜明地坚持科学，反对迷信，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绝不能因短视的政治策略考虑而丧失原则，改变方向，误导社会。
　　历史和文化紧密相关，却并不相同。历史必须依靠事实说话，人物、时间、地点，钉是钉，铆是铆，无法改变；文化却是一种传统，一种心理状态，一套表现传统心理的物化形式，可以随着学说或宗教的传播、政治的演进、人口的流动和互相交往而迁移，并扩大其影响范围。文化研究理当考竟源流，总结规律，探求原因，进而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但当前的部分工作却变成了用历史考据的方法为各地争名人。某些学者置基本事实于不顾，煞费苦心，利用晚出的典籍，任意曲解，以证成其说，多半相互矛盾，有悖常态。而名人的活动地区何在，也往往诸说并存，相持不下，即使把研究对象五马分尸、大卸八块恐怕都不敷分配。于是，中国的历史被你颠倒过来，被我颠倒过去，几成一团乱麻，真可谓治丝愈棼。这种违背历史主义的做法应该废止，而学者中缺乏责任心的阿世、媚俗、唯上之风也应该得到扭转。
　　[1]研讨会2000年10月5日至8日在缙云进行。会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轩辕黄帝与缙云仙都》一书。本文参考了书中所收各位专家的大作，特别是使用了书后所附由王达钦先生整理的《轩辕黄帝与缙云仙都文献资料辑录》，特此致谢。
　　[2]《史记集解》引应劭、贾逵说。
　　[3]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1页。
　　[4]《史记·封禅书》
　　[5]《后汉书·襄楷传》《楚王英传》《皇甫嵩传》
　　[6]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7]《抱朴子·内篇·金丹》
　　[8]《抱朴子·内篇·微旨》
　　[9]黄文：《黄帝与仙都关系初探》，《轩辕黄帝与缙云仙都》，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10]《释名·释长幼》
　　[11]《抱朴子·内篇·金丹》
　　[12]宋·《太平寰宇记》引谢灵运《游名山志》。
　　[13]黄文：《黄帝与仙都关系初探》，《轩辕黄帝与缙云仙都》，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14]《梁书·陶弘景传》
　　[15]王达钦：《轩辕黄帝与缙云仙都文献资料辑录》，《轩辕黄帝与缙云仙都》，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306页。
　　[16]《新唐书·地理志》
　　[17]元·陈性定《仙都志》，见《轩辕黄帝与缙云仙都文献资料辑录》，《轩辕黄帝与缙云仙都》，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7页。
　　[18]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51页。
　　[19]《唐鉴》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
　　[20]张守节《史记正义序》。
　　[21]《老子》第二章。
　　[22]《华商报》2006年4月1日第7版，4月6日第2版。
　　

纪念人文初祖黄帝 建设民族精神家园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11